梁山军在连续两次战胜童贯和高俅之后，终于迎来了宋徽宗赵佶发下的一份委婉的招安诏书，经过李师师的精心策划淮南股票配资，浪子燕青的干姐夫宋徽宗终于做出了决定：“宋江、卢俊义等一向忠诚正直，未曾滥施暴虐。对朝廷的归顺心愿已久，报效的志向愈加坚定……因此，宋江等的罪行，皆可赦免。”
招安的太尉宿元景深知朝廷需要展现诚意，因此他亲自品尝了御酒，以示无毒。担心酒可能被调包，他先自己尝了一杯，才让宋江跪下服酒，随后才允许卢俊义、吴用等人站着喝——如果让梁山的一百单八将逐一跪拜，整个仪式至少要耗费两个时辰。
在《水浒传》原著中，林冲并没有因招安而气死，而鲁智深和武松也没有拒绝服酒。事实上，这三位英雄在后来的四大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：林冲屡次斩将，名列梁山军之首；武松更是刀斩辽国王子耶律得重和方腊三弟方貌；鲁智深则在毙杀夏侯成后，生擒了方腊。若这三人坚决反对招安，宋江的计划可能就会遭遇挫败。
然而，在梁山军中，实际上有不少人对招安心存疑虑：“号令一下，三军各自商议，便有三五千人辞去。宋江依然照常发放赏金物品。”这些梁山的中小头目和喽啰看得很清楚：这份招安诏书使他们的身份得到了洗白，而他们在多年的战斗中积累的财富和宋江给的遣散费，将确保他们未来衣食无忧。
展开剩余70%然而，在辞去的三五千人当中，并没有一个天罡地煞。林冲似乎乐于换上了官军服饰，而鲁智深和武松则通过不穿军装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招安的不满。这一切看似平静，实则充满了反叛的气息：“只有吴用依然带着羽扇纶巾，公孙胜穿着鹤氅道袍，鲁智深披着烈火僧衣，而武松则依旧穿着香皂直裰。其余的将领们则换上了金铠战袍，衣服颜色各不相同。”
吴用穿羽扇纶巾，是为了凸显文人的气质，因宋朝重文轻武；公孙胜身着道袍鹤氅，则显得对功名利禄并不看重；鲁智深和武松则选择保留自己的僧衣，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，更是一种无声的反抗。
当梁山军凯旋归来时，林冲“风瘫”，鲁智深“坐化”，武松“伤残”，没有一人愿意随宋江进京接受封赏。这让我们不禁反思：这三人为何当初梁山众好汉接受招安时并没有站出来反对？其实，林冲、鲁智深和武松都心知肚明，在江湖和战场上，仇恨分为两类：一种是阵营冲突，输掉的一方只能认命；另一种是私人仇怨，往往不讲道理，单纯是为个人利益的争夺形成的生死之仇。
林冲与高俅之间有着深仇大恨，背后是高俅夺妻、灭门之仇。这个仇恨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并非随便一句话能化解，林冲虽然身为梁山元老，但他与高俅之间的仇恨最终只能以生死决裂收场。鲁智深则是因为林冲而与高俅结下仇怨，而武松更是在杀掉了张都监和张团练之后，成为朝廷高官眼中的眼中钉，特别是在他杀了两个“相爷”之后，朝中权贵定会设法报复。
这些恩怨清楚地表明，林冲、鲁智深和武松都深知，一旦拒绝招安，就意味着与朝廷的彻底决裂，进京后的处境将更加艰难。虽然他们不愿跟随宋江进京，但在形势逼迫之下，招安却是唯一的选择。
实际上，梁山与官军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七场，尽管梁山军总是赢得胜利，但这些胜利往往是艰难的。在面对呼延灼的铁甲连环马时，梁山军的损失不小，许多兄弟都在战斗中负伤。朝廷派出的征讨军虽然没有动用主力，但他们的指挥官、节度使等都是为了完成上级命令，成为了“炮灰”。
正如林冲所知，宋朝的禁军兵力庞大，梁山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梁山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，也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，想要与朝廷持续对抗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形势所迫，梁山只能选择招安，否则，等待他们的将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，尽管心中有恨，林冲、鲁智深、武松等人最终选择了放下个人恩怨，接受招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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